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有那麼多批評，爲什麼我對離開這裡〔美國〕感到如此困難？尤其是我對我們歐洲文明，對我將回返的法國文明，也可做出許多類似而令人沮喪的批評。我們有著和美國人不同的方式，讓自己不快樂、不回歸自我，如此而已：我在旅途中對美國所做的評語，並不是帶著任何優越感的。我看到他們的弱點，而沒有忘記我們自己的。」另外，也代表這種歐洲自我認識的室內設計類型的是哲學家高達美，一九八五年他寫道：「和其他異己共同生活，以及和異己的異己共同生活，不論就小處或大處而言，這都是人類的基本功課〔…〕歐洲就這點或許有其優勢，可以也必須比其他國家更加學習與異己共同生活，就算其他人和自己不一樣。因爲歐洲的多種語言，其他人的不同之處會特別呈現在眼前。」這種歐洲自我認識在一九九〇年代，也經常可在歐洲歷史的詮釋中被發現刚。
這種自我認識常被某些歐洲人猛烈批評，因爲那些人對歐洲的認同主要出於外在產生的威脅。例如：德國記者哈費爾德，於一九一 一七年斥責道：「那種歐洲的浪漫精神，學會了如何懷疑自己的存在方式，因而把它拿來與陌生的時代和陌生的民族(被視爲或被誤認爲較有價値的創造物)做比較。這種人在全美國遍尋不著，然而，持懷疑論的歐洲人卻多得是這種做法。刚」以另一種方式表示懷疑的，還有身爲作家和《法蘭克福報紙》的工作人員之一的帕奎，他於一九三八年一趟美國之旅中寫道：「地球每個部份都有其精神，這裡(譯者按：美國)有誰懂得我們〔歐洲〕歷史無比的多樣性和悲傷之處？〔…〕我們可以對彼此訴說什麼？沒有一個字能跨越陌生人之間的距離，他們匆匆一會而不復見。？」這種「歐洲異文化認同」的歐洲自我認識類型基本上也和民族認同有所差異。其實在十九世紀早期的傳統自由民族主義當中，已認同這類的自我認識觀點，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在於結束早期君主繼承和掠奪戰爭，實現民族的和平共存。尤其是西歐，在一 一次世界大戰年代，產生一種非植基於敵我形象的民族觀點上加。雖然如此，在歐洲層次建立這種並非由最高統治權和敵我形象所決定的自我認識，其條件更優於在民族的層次，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自一九五〇年起，歐盟和它的前身的內部關係，比傳統民族國家對這種自我認識的經驗來得強烈。歐盟小型辦公室出租會員國的關係從以前到現在都受到放棄戰爭和霸權的影響，而且受到各有所求的外貿原則，以及各國無視國土大小而基本上是平等的想法所引導。當然歐洲的多元化，和歐洲內部文化相互瞭解、彼此交流的持續要求，都是這種自我認識重要的先決條件。歐洲內部的多元化是一種對歐洲以外其他文明的認識基礎，對歐洲人而言，正是透過此一自我認識，比較容易對歐洲以外的地區不以敵我形象和霸權訴求爲出發點。傳統民族國家則相反，在他們的歷史上比較受到內戰和內部霸權訴求的影響，例如：法國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期間的強烈衝突，和瑞士的特殊聯盟戰爭，以及俾斯麥時期的普魯士霸權。因此傳統的民族自我認識對外自然也以敵我壁壘的方式來思維，並提出霸權訴求。

閒」前普魯士軍官，而後定居美國的記者史卡爾，一九〇八年時也同樣想解除這種歐洲優越感，他試著「儘可能避免去比較，而我不想被誤解，如果我將美國和德國的教育方式在此處相提並論的話，絕不是爲了提出室內設計證明，證明歐洲優於社會〔…〕我知道，我經過很多年才認識到，美國人對青少年的教育方式有它好的一面，它剛開始簡直叫我驚訝。更久以後，我才學會了解，這種教育方式有些不只比較適合美國人，甚至應該得到其他社會的認可。刚」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於一九一七年一次大戰期間，雖然戰事正在進行，仍將德國和美國加以比較，這個比較是那樣地充滿著理解，因此身爲歐洲人在美國社會「常可看到事情最原始的基本面」。幾年後，當大家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中，女作家史密特在她著作的後記中提到美國，其中包括許多和歐洲的比較，她說：「爲了瞭解關於人和事背後所隱藏的、特定的、不該被誤解的事實，不應以內在不自由而封閉的心去面對他們〔…〕我們本身有耐心的付出是必要的，〔…〕爲了以他人的方式，他們的情感去瞭解他們，這才是瞭解一個民族的靈魂之道。」韋伯表現出的是理性的，帶著特定認識目的而產生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史密特代表的是對其他文化感性的理解，這種理解乃是基於對歐洲以外社會的興趣。整整十年以後，社會學家布靈克曼也顯示出對美國社會類似的開放心胸，對當時頗爲常見的因「美國化」而產生的威脅憂慮沒那麼敏感。布靈克曼將他自己的歐式行爲方式帶入其中，然而仍保持他開放的觀點，以他有些拐彎抹角的學者語言表示：「起先期待在這個美元國度，會發現一切都勝過歐洲生活排場的歐洲人，果然沒多久便覺得這裡的粗枝大葉簡直令人感到難爲情；他們就從最道地美國式生活之中的許多方面〈外表上的問題、服飾上的問題、禮節上的問題，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看見一切都在向下沈淪。這些問題不大可能被低估，人們反而會隨著時間流逝，在那邊出現越來越濃厚的鄉愁，懷念起歐洲的「封建主義」，甚至懷念其最空洞的傳統和表面文章，因爲即使是它們也構成了生活的要素，人們就在其中接受了養育，正彷彿住在平地的人是爲山腳下的濃密空氣而生。儘管如此，難道人們就不能接受山上住在稀薄空氣裡的人，並不時羨慕他們一下嗎？」如將闡述的，藝術是歐洲自我認識當中特別敏銳的一點，將歐洲對藝術的態度，和美國對設計藝術的觀點比較的德國藝術史學家格拉瑟在布靈克曼寫下這段話幾年後提到：「如果要瞭解美國的話，在許多層面我們應重新學習。將這個國家以歐洲標準加以評判是不公平的。」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嘉塞於一九三四年甚至將這種「瞭解式的認同」當作他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徵，也是歐洲人早期「優越認同」的轉變：「這也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最特別的表徵，歐洲的感覺能力從他的鄉土夢中被搖醒，轉向一個比較遼闊而『宇宙』性的層面〔…〕這就好像歐洲人一下子對遙遠的民族，和他們生命特殊之處的朦朧過往產生特別的胃口，想去感覺他們〔…〕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歷史層面無限地被拓寬。

第四種歐洲自我認識的類型可稱爲「歐洲異文化認同」。這種自我認識並非來自歐洲的優越意識，而是歐洲以外的社會基本上被視爲和歐洲社會同等，或至少具有同等價値，這種歐洲自我認識是在經驗到歐洲以外的社會，和他們交流或產生衝突時發展起來的。但在這種自我認識中，歐洲和外界同樣被明顯地區隔開來，在評判歐洲以外的社會時，偏見和刻板印象也會扮演重要的屏風隔間角色。然而歐洲以外的社會並未被視爲威脅或敵人，不是潛在的摧毀者或征服者，而是國際系統的一份子，在這個系統中，每個社會可以和其他的社會彼此交流，推動共同的方案，而利益衝突則可以藉著妥協和共識加以規範。這種自我認識的基礎是歐洲的自我信賴，這種自我信賴也容許自我批評。和其他歐洲以外的社會比較，其目的不在證實自己的優越，或相對其他社會的危險性和威脅性。而是以比較的方式，歐洲人試著讓自己更了解歐洲的特殊之處，並且向其他文明學習。這種自我認識的類型既不將對外的優越性，也不把內在的多樣性置於核心，而是將重點放在歐洲人對世界的開放，將他們對其他文明的興趣，和他們致力於了解其他文明視爲歐洲特點之一。在歐洲在美國或日本也如此曾有個有時強或有時弱的傳統，致力於了解其他文明。
旅遊世界各地的歐洲人、傳教士 、科學家不斷嘗試著進一步描寫、了解其他文明，這些文明不少時候也被視爲是較好的社會模式。歐洲海外拓展時期以來，「高貴的野人」或是歐洲以外社會的現代化，常是歐洲對其他文明有興趣的主題。當然，這種熱切的了解也有其限制，因爲一直都有歐洲價値觀和偏見的影子，長期以來也和歐洲對其他文明的統治密不可分。往往甚至很難說，假如沒有過歐洲對世界的統治的話，是否還會發展出這種歐洲自我認知。然而伴隨而來的現象常是其他文明的抗阻。曾幾何時，爲了修正歐洲征服和統治世界的思想，這種歐洲解讀其他文明的眼光因而變得重要，而在一 一十世紀發展成歐洲自我認識的會議桌類型之一。無論如何不可忽視的是，這種自我認識直到一 一十世紀後半才傳播較廣，但那已在歐洲世界治權早已崩解許久以後。這種歐洲異文化的自我認識一直都存在。歐洲人一直都曾將歐洲以外的社會視爲同等的、一種自我認識類型，從中古世紀，到現代早期都很重要。在十九世紀它也沒有完全被排擠，法國中學女教師，同時也是女作家杜賈於一八九八年時，就曾在一本關於美國的書中鼓吹這種自我認識：「這兩種民族(美國和歐洲人)各有其最適合自己的想法。應試著了解這些想法，批評它是幼稚的行爲。

此外還包括價値觀方面的國際共識，基本上不只要符合先驅社會的辦公桌利益，也要符合其他社會的利益，要能說服其他社會的大眾進行密切的國際交流，在一個具軍事侵略性、與世界經濟隔離、只是剝削其他國家、斷絕知識交流的強權統治之下例如受到納粹霸權宰割的歐洲這種自我認識是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因爲它會不斷在其他人那邊遭遇到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
這種自我認識類型在自一九五〇年代起具有眞實意義。當然，許多歐洲人在大戰期間就意識到經濟國際化和生活方式漸趨一致的普世過程正在形成，這些過程再也不在霸權和歐洲單一影響的統治之下，而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例如：美國或亞洲也開始影響這過程。
然而當時的人還很少認同於這個共同的現代化過程。法國政治學家席格福立德，當時爲法國大學的教授，稍後成爲法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於一九三五年寫道：「隨著種族、習俗和文化的混合，人類生活的外觀越來越一致。現在，比那『令人唾棄的永恆罪惡劇目』更讓人生氣的、更令人作噁的庸俗是汽車、收音機，變成一成不變、標準化而無遠弗屆地傳至各方的機械。人類從未如此順從地躺在永遠的進步不斷向前移動的巨輪之下，所有民族，不管來自何方，都要臣服。」無疑地，他認爲這過程是摧毀歐洲霸權和背後價値觀的因素。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這種自我認識的所有條件才齊備。一九五三年，當時的巴黎《巴黎競賽畫報》總裁卡地耶寫道：「歐洲人肆意地批評那劣質宣傳家將『美式生活風』推薦給歐洲人，〔…〕其中的誤解在於，根本沒有所謂的『美式生活風』。個人、精神、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基礎，在美國或在西歐基本上並無一 一致。追尋其中差異固然刺激，然而這將導致謬誤，因爲要接受和同類的比較是無謂之舉。」卡地耶卻也同時認可美國毋庸置疑的領導者角色。德國民族經濟俄國人，或將兩者和『這些』歐洲人相比較有意義嗎？當然這種對比曾有其意義，以後可能也會有其意義，然而今日的特殊之處在於，目前這類描述忽略了重要的特點。說得明白一點：紐約當然是個美國城市，但如果追逐金錢是美國主義的象徵，而尋求精神價値是歐洲的代表的話，那麼今日有許多歐洲大城市，比大西洋彼岸那些銀行、商業和港口都市，都要來的更『美國』」。他同時也認爲，美國越來越接近歐洲的教育價値觀：「這裡特別要提的是，美國社會各階層都致力於辦公椅問題〔…〕還有，最近幾年他們對知識份子的評價明顯提高，這基本上可從知識份子得到較高的薪資獲悉。」總而言之，這種「普世現代化的自我認識」類型，比較像是歐洲自我認識的一部份，而非歐洲內部的民族認同。

歐洲作爲普世現代化的開端第三種歐洲自我認識的類型很難表達，我姑且稱之爲「普世現代化的認同」。這種自我認識和以上兩種比較起來又是另種極端，在這種自我認識中，歐洲社會未被視爲和其他社會對立，不和其他文明作區隔，不將他們排除在外。歐洲文明被視爲世界轉變過程的一部份，例如：普世的民主化、經濟現代化、貫徹公民社會或宗教的普世價値準則。「歐洲」本身的特點在這普世過程中返居幕後，是種次要的遊戲規則，雖然這特點仍是歐洲自我認識的支柱。歐洲的特點在這種普世過程中，原則上只是較其他社會具有過渡的天然酵素優勢，但不被視爲未來的先驅角色。這種優勢並未被理解爲永久不變的，因爲所有其他社會早晚也會被捲入這種普世過程中。如此一來，即使現代社會有其訴求的普世價値，如：民主、經濟的效率原則、家庭聯繫和社會團結等，但那種標榜普世價値而與其他文化區隔、對立的意圖會因此消除。
因此，這種「普世現代化的自我認識」基本上有別於「歐洲是優越的認同」，後者之中心思想在於歐洲持續凌駕其他非歐洲社會，其極端表現則是種族主義。和「受威脅的歐洲」認同相比較，這種普世現代化的自我認識認爲，全球化的過程並不是持續的經濟危害，而是基本上從這種普世現代化的自我認識產生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是這種自我認識可作爲歐洲在這個普世過程中，扮演先驅角色的基礎，那是包含當前的優勢，以及歐洲本身在國際上的責任。
美國自一 一次大戰以來的認同也非常符合這種觀點，它奠基於美國社會將世界各地的移民，整合在對美國基本價値觀的共同信仰的經驗上。它也基於美國自一 一次大戰後，在世界政治上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和所擔負的責任。另一種觀點乃是根據對過去曾擔任重要先驅角色，而目前仍左右文明化和現代化過程。這種自我認識完全和歷史相關，而不涉及自身目前的經驗，這觀點在一 一次世界大戰後被傳播開來。在這種想法之中，普世的文明化和現代化過程乃起始於歐洲，然後推展辦公家具到大部分歐洲以外的世界，而在歐洲以外的發展有部份更甚於歐洲本身。這個觀點仍隱含著希望歐洲仍是現代化先驅部隊的一份子，或隨時成爲其中之一。這種歐洲自我認識經常包括歐洲對國際和平穩定，和對國際貫徹民主和福利的共同責任感，但並非一直都是如此。這種「普世現代化的自我認識」也不是隨意出現的，它並非偶然的產物，而是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這些條件包括了歐洲和世界經濟的密切關連，歐洲在世界經濟上就算不是居主導地位，但也算是重要的一環，進而與世界的社會變遷相關。另外還包括穩定而和平的國際關係契機，因爲在持續的戰爭衝突下，無法維持這種自我認識，而會被「受威脅的歐洲」的認同，例如：「文明衝突」所壓抑。

納粹政權，特別是自一九四一年起，從對抗蘇聯的征服戰爭開始，試圖利用蘇聯對歐洲所產生的軍事和政治威脅來產生歐洲自我意識，但那背後所隱藏的是德國意圖剝削歐洲的目的，而非眞正的歐洲自我意識 。納粹政權瓦解後，蘇聯造成冷戰期間的憂慮，但那比較是歐洲對西方關鍵字行銷整體的認同感，或是所有民主的認同感，而不是純粹的歐洲自我認識。相反地，美國的軍事和政治強權，通常不會被視爲一種威脅，將之視爲威脅的，如：歐洲許多左派政治思潮，也未從中發展成歐洲自我認識。將歐洲視爲「第三勢力」的論點，於一 一戰結束後立即盛行於歐洲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之間；此論點同樣不是基於對軍事及政治征服的憂慮，於是當西方因冷戰的威脅而陷於焦慮之際，它很快就失去了共鳴。
受外界威脅而產生的歐洲自我認識主要著重於經濟或文化的劣勢，此外還有不同的憂慮感，要從這些憂慮引出以下的論點，是太快加以通則化了 。這個論點是說，和外界的對立與衝突是歐洲認同的基本要素，因此是每種歐洲自我認識的一部份。然而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論點則是認爲與外界的對立和衝突是歐洲自我認同的基本特色「之一」，這種因威脅而產生的認同只是許多歐洲認同的類型「之一」，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會形成、被發明和被應用。歐洲仍然受到其他自我認識類型的影響。
歷史上因威脅而產生的歐洲認同感，常從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經驗結論而來，由於民族認同經常被闡述成永遠包含「被威脅」的想法，因此它也成爲歐洲認同的一部份。然而，這種對傳統歐洲民族國家經驗的回溯卻經常忽略，民族的威脅認同是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的，不見得適用於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時的歐洲自我認識，這些先決條件之一即是眞實的威脅。然而，歐洲在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時，很少經歷因軍事或政治而產生的重大危險。另外，先決條件還包括，這種認同感能被傳達給並影響著大眾。然而，當時所謂的「大眾」以其完整定義而言，在整個歐洲從未被發展出來，頂多只有少數由知識分子或seo商業人士形成的圈子，雖然在他們之間也的周註：原文爲：中間力量，在此譯爲同盟國。一戰時「協約國」居於外線，德奥等一戰的「同盟國」則在歐洲中央進行内線作戰。德國史學家因而把一戰時的「同盟國」稱爲「中間強權」周註：「它」指的是「將歐洲視爲第三勢力的論點」。確充斥著文化或經濟受威脅的憂慮。最後，這些先決條件還包括個人對民族國家的聯繫，然而，在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歐洲大眾對歐洲的聯繫仍未形成。出於上述理由，這種外來威脅沒有提供歐洲自我認識強而有力的背景條件。

但這種因威脅而有的認同與優越的認同有著不同的內涵，它經常來自於因爲歐洲經濟受到他人主宰而產生的憂慮，尤其是美國的。這種憂慮在一九一四年前頗爲常見：一九〇四年德國工程師衛斯特寫道：「『危險的美國』這個口號在最近幾年像鬼魅般橫掃歐洲，舊世界的工業越來越不期然地和突然出現的美國對手競爭。」他個人無論如何是「不願相信歐洲magnesium die casting工業受到危險的美國的普遍威脅」。但法國旅遊作家和《費加洛報》記者胡瑞深信歐洲受到美國的經濟威脅，自由主義的德國民族經濟學家布雷塔諾，一九二六年對這個經濟威脅憂慮更尖銳地加以描寫：「關係扭轉了 ，以前美國是歐洲的殖民地，今日歐洲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殖民地。問題發生了 ，歐洲是否在美國化的同時，還能保有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英國人布瑞舍爾頓在同一年寫下類似的說詞：「新的商業文明似乎注定吸納歐洲〔…〕如果這種文明的精神持續前進，形成適當的知識文明形態而傳播開來，那麼這一切都是美國造成的。圆」四十年後，法國記者，也是《快報》的創始人和政治家史萊柏仍然認爲美國對歐洲所產生的威脅主要是經濟上的。一九六七年他寫道：「對這個社會與其成員而言，沒有競爭就沒有成長。進步是場戰役，就像生命是場抗爭一樣〔…〕美國的先鋒部隊將離開越南，在那裡已經沒什麼可贏取的，只有失去的一切。然而美國的工業不會離開歐洲，不會停止征服這裡，並提升它的權力〔…〕我們獨自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太晚覺醒，然而卻非無助的。则」另一個常見的威脅憂慮集中在一個歐洲人特別敏感的部份文化。它部份關於歐洲的高度文化，部份關於歐洲大眾文化和特定歐洲價値與精神素質的消失。這個另類的威脅憂慮在一九一四年前還頗爲少見，然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便和經濟威脅憂慮一樣，扮演類似的重要角色。在此只引述其中兩種看法，稍後還會再提及其餘的。一九二七年，德國心理學家和大學講師穆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馬斯曼的兒女。
勒富萊恩費爾斯寫道：「一切都很清楚了 ，『美式危險』對歐洲文化究竟所謂何意。並非引進美國機器本身，不在於生活的完全資本化和民主化，而是在於精神的齊頭式平等化，這種臭氧殺菌是在美國產生的。目前看來已是如此，美式的簡化生活也征服了我們歐洲大陸。〔…〕這場戰役使美國不只成爲同盟國。」的征服者，而是凌駕整個歐洲。歐洲的任務在於保衛自己，能不在文化上屈居下人。」美國文化對於法國作家、也是永遠的文化批評家與法國皇家學院成員的杜安梅也同樣顯得具威脅性：「這種呑沒一切的〔美國〕文化的印記，不出一 一十年，我們就會在所有的歐洲環節中發現它。」明顯地，因歐洲以外勢力直接產生的政治或軍事劣勢而形塑歐洲自我認識是少見的。

一次大戰前，美國的經濟成長，以及日本的軍事進步，就已更進一步摧毀這個認知基礎。此外，這種歐洲優勢認知尤其還意涵歐洲的生活形態有水準的重要指標，包括歐洲的城市和歐洲內部普遍的基礎die casting教育、歐洲科技教育的成果和歐洲的大學。這些歐洲優勢認同的支柱，也隨著歐洲以外的大城市成長，美國的大學在一 一次大戰期間的蓬勃發展而逐漸崩解。第一種，出現在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與「優越的歐洲」類型完全不同的是「受威脅的歐洲」這樣的自我認識類型。這種自我認識並非植基於對歐洲文明優勢的安全感，而是相反地，乃是出於歐洲受其他文明或民族威脅而生的憂慮，在和敵對的或具威脅性的文明，或者民族對立或衝突時發展出來。在這種自我認識當中，社會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常被視爲敵對的、持續衝突的、是狼群之中的抗爭。歐洲社會和令歐洲產生威脅的歐洲以外社會，在這種自我認識類型當中被認爲是完全不同的，幾乎沒有共同點；如果有共通點，則被視爲是無關緊要的。這種歐洲自我認識幾乎不曾致力於認識，或耐心了解異文明和自己的不同之處，也不會向其他文明學習，而主要在於凸顯據稱的或眞實的威脅、劣勢和危險。常情緒化地以不同方式處理歐洲自身和陌生的、敵對的文明的關係。對自身文明與其成員施予愛和團結、同情和興奮；對其他產生威脅的文明和其成員則施予恨與輕視，有時也自視理所當然地不須以道德和人性對待他們。一九二九年，愛麗卡和克勞思，曼艾爲道：「對一個歐洲人而言，對美國的憎恨是有點覺醒作用的(而這對我們無傷)，如果夠強烈的話，它甚至有其建設性。每當我們因面對強權而被恨所攫取時，就有種道德上的提升感。全心厭惡那四處繁衍，極度富有的美國人而且是出於對殘破舊歐洲的愛，那一直還讓人感受到靈魂所在的地方這對心可是種規矩而正面的刺激。鬧」這種自我認識形成於歐洲世界權力減返，和內部政治產生紛爭和分裂之時，不少時候和各民族受到威脅時的憂慮一樣是有意地被挑起，和歐洲的民族主義具有一些類似的特定方向只是發展的時間不同，這點稍後會再提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越來越常見，在一次大戰和一九六〇年代之間達到頂點。要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歐洲面對美國和蘇聯威脅時所形成的焦慮才稍有減返，因爲不但美國aluminum casting所受的限制已逐漸明顯，同時遏阻蘇聯擴張的機會亦已增加、隨著一九八九年的鉅變和東歐壁壘的結束，歐洲的受威脅感更是大爲消返，只有在歐洲少部份公眾社會中，才會討論到因威脅而產生的新憂；討論新憂的邊界止於波蘭東界，而新憂來自因與回教或亞洲接觸時的「文明衝突」，或是受到俄國的威脅。

沒有人想到，它曾幾何時會沈淪。」這個歐洲優越感的核心爲何，對每個學者而言有所不同，可能是科學和認知能力的發展、經濟上的資本思想、文明化的過程、教育、個體的自主性、生活方式的精緻化、與日漸增的社會富裕、衛生、歐洲人的生活形態，但通常也是空泛的種族主義下主宰者的意識形態。這種對持續的、文明的優勢
毫不置疑的自我認識，在歐洲的各個民族認同中比較少見。因此，這個理想典型是歐洲自我認識的一個翻譯公司特點。
這個優勢認同具有或許令人驚訝的另一面，那就是歐洲對其他文明的強烈興趣：在哲學、歷史、社會和語言學方面對歐洲以外社會的熱切討論，以及許多對遙遠國度的旅遊見聞的廣爲流傳。這種對外的興趣歐洲似乎比其他文明發展得早，其他文明對歐洲的興趣，常是一直等到受歐洲所迫才產生，和直到面對歐洲的優勢才引起的反應間。這種歐洲對其他文明的興趣、積極的硏究、或相關的文獻，部份和上述的優越感直接相關，因爲歐洲人對自我的優越感，只有藉著證實或經歷其他歐洲以外社會的落後，才可以確認，沒有低下者就沒有優越者。
然而，這種對歐洲以外社會的興趣，有部份也是對歐洲優勢的反動和批評，例如：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時期對印度或中國的興趣，而後在十九、一 一十世紀之交對其他文明的讚譽或強烈的專注。法國作家法樂立即是針對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優越思想提出批評的人之一，他的指陳特別針對這點：「歐洲人並非以種族、語言或風俗而定義，而是以他們的貪婪和意志的無度〔…〕歐洲人是種怪物，他想得太多而且太自私自利。他具有超乎尋常的狂熱，和對知識與財富無窮的慾望。」沒有這種歐洲優越感，也許就沒有這些批評，和由此而生對其他文明的興趣。關於這點在討論歐洲自我認識的第四種類型時還會再提到。
歐洲優勢認同的散播和許多條件相關，在下列章節會詳細討論翻譯公證。先約略描述：第一，這種優勢認同只有在下列情況才能得到迴響，也就是歐洲文明進步的想法具有廣泛支持者，而且對它的內涵深信不疑。對歐洲是進步的想法雖非必然導致優越感，然而當時歐洲優勢認同正是植基於這種進步的觀念上。因此這種自我認識類型散佈最廣的時期，正是在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當時歐洲的進步思想最爲璀璨之時。第二，這種自我認識在歐洲人之間傳播，乃是因爲它在政治、經濟、科學和教育上具有眞實的依據點。當然，優越感並不永遠憑據現實而來，然而在十九世紀的公開論述中，如果它根本不符合現實，這種優越感不可能一直都被接受。因此歐洲優勢認同包括對世界其他地區持續的殖民或資訊的統治和控制，這現象一直到一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殖民地解放戰爭，歐洲人撤出殖民地時，才受到根本地動搖。這種歐洲自我認識的先決條件還包括歐洲內部相較其他地區展現大幅經濟成長，以及完全缺乏歐洲以外地區也有經濟改善的例證。

歐洲民族主義的第四個特色，尤其是德意志民族的、中東歐和東歐的民族主義，是種強烈的情感聯繫。強調感情的象徵符號的，例如：紀念碑、國旗、國歌、歌曲和音樂、繪畫以及風景，是研究歐洲民族認同重要的指標，比較少出現在具有特定目標的政治規劃裡。情感是認同的一部份，由此網路行銷結論推論，缺乏這個情感層面而建構的歐洲只是憑空想像，而不會導向一個眞實的歐洲認同。
歐洲自我認識不單只是重複這些在歐洲層面上形成的民族認同，概覽歐洲自我認識的不同類型可以得知，歐洲自我認識和民族認同固然具有某些類似之處，然而也有清楚的差別。以下將簡介十九和一 一十世紀歐洲自我認識的五個類型，這五個類型並非只是作爲了解現實的理想典型，而是從文獻資料之中推演出來的自我認識類型。這些類型並未同時出現在各個時期，這些時期會在下一章節裡被討論。幾乎每個類型都有它特別廣爲流傳的時期，因此我也會點出，哪個類型在何時特別爲歐洲人所接受，然而每個時期也不全然由單一類型所主導。
優越的歐洲歐洲自我認識的第一個類型核心是歐洲特殊的文明優越感，和世上無可匹敵的歐洲優勢。之所以先提到這一個類型，乃是因爲它在時間上是最早出現的。這種歐洲自我認識在今日幾乎蕩然無存，然而至少在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間還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這種自我認識之下，歐洲不只以它的價値觀和精神氣質與歐洲以外的文明有所區別，尤其是亞洲和非洲文明，而是這些價値觀在歐洲人眼中體現了歐洲或西方文明的顯著優勢。在當時人士的觀念中，這些歐洲價値觀是在數百年的歷史當中逐漸形成的，被視爲深層的精神氣質，難以傳遞到其他文明的成員身上，或被他們學習。這些價値觀甚至經常以生物性的種族理論被加以論證和合理化。這個歐洲優勢因此經常不只被視爲普世現代化過程中的過渡先鋒，也是歐洲人長期自然而來的優勢，奠定他們在世界上、在文明上以及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領先地位。
因此，歐洲對世界的影響、歐洲在世界和世界歷史上所扮演的中心角色，是這種自我認識類型的基本組成。法國政治學家席格福立德一九三五年回顧這段優勢認同和歐洲霸權時寫道：「歐洲人自視貿協爲模範，將永久延續並合乎法理。三十年後，當我今日回想當時的心靈狀態，我幾乎嚇了 一跳：我個人其實相當內斂，然而我身爲白人和歐洲人的驕傲是那樣無意識的人也沒有這整個明顯的優勢可能只是個異常而短暫的現象而已。這種情緒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環顧世界便可確認白人種族的偉大成就，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詩，其中的英雄人物是白人。园」費夫賀在他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五年的歐洲講課中提及：「一九一四年，一個強而穩固的文明、一統的、閃亮著的文明。